《藏风得水：风风水水文化的源流与当代观照》
文/东方雅念
“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，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”晋代郭璞在《葬书》中的这句定义，为这门古老的学问奠定了核心的基调。风水，古时称之为堪舆、卜宅、相宅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环境选择与营造理论，承载着“天人合一”的生存智慧，也伴随着千年的争议与演变。
风水的起源，是根植于人类的生存不本能。远古的先民，为了躲避严寒酷暑与猛兽的侵袭，偏爱山洞、盆地等藏风聚气的区域，这种基于自然观察的择居行为，已初显相地的意识。尤其是在夏商周的时期，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催生了土圭测向、土宜勘察等等专业的方法，在《尚书·召诰》中“太保先周公相宅”的记载，印证了“相宅”、“卜宅”等等的早期的风水实践的存在，前者通过山川的形貌判断环境的优劣，后者以占卜定吉凶的时序，共同构成了风水理论的雏形。
春秋战国的时期，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为风水之说注入了思想的内核。邹衍将阴阳消长与五行生克相结合，提出来的宇宙观使风水从单纯的环境的选择，升华成为了关联天地运行规律的一套系统的理论。到了秦汉以降，祈福禳灾等的元素融入到了其中，风水逐渐地演变成为了流传广泛的民俗行为。到了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，则是风水术流派的分化期。因为源于《周礼》的两类经实践已逐步完善，所以便就形成了以注重山川形势的“形势宗”和以侧重时间方位的“理气宗”。前者没观地形格局，后者探究阴阳干支，构成了风水理论的两大支柱。
宋代，堪称为风水发展的鼎盛时代。理学大家朱熹，则是以“小道也是道理”的观点，让风水自此获得了文人阶层的认可，从而从民间的方术跻身于学术研究的范畴。同时，形势派与理气派在此期间，则是正式地形成了一整套的，且又是完整的体系。到了明清两代，风水在皇家的营建与民间的造宅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。《地理人子须知》、《地理五诀》等等典籍的问世，则是标志着风水的理论，得到了进一步成熟。然而，到了19世纪后，随着西方科学的传入与近代思想的启蒙，风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，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，“风水”等的学说，更是被贴上了“封建”与“迷信”的标签，从而陷入到了发展的低谷。
这个低谷期较为漫长，一直到了当今。
在当代的社会，风水再次成为了兼具争议与活力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。支持者认为，风水蕴含着多学科的智慧，其对采光、通风、水源的考量等，暗合了建筑物理学与生态学原理，对空间布局的讲究与现代环境心理学也很相通。而反对者则是指出了，风水中“宅地影响子孙祸福”等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，部分内容沦为了迷信糟粕。事实上，剥离其宿命论的迷信成分，风水的本质上是古人调和人与环境关系的经验总结：“藏风得水”的核心追求，本质上就是对居住空间的舒适度与环境协调性的向往。这也就是在说；这种“山水环绕”的理想的环境格局，暗含着对生态平衡的朴素认知。
综上所述，从远古先民的择洞而居，到现代建筑的空间设计，风水的形态虽然变了，但其“天人和谐”的核心的诉求始终都是从未改变。今天，我们也不必盲从其在玄学外衣下的迷信论调，但我们却是可以从中汲取到其中所蕴含着的顺应自然、优化环境的理性与智慧，等等的这些或这种的理智，或许正是这门古老学问在当代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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